“八阵图”经过多次保护性维修
遗址现残存土垒6垒，夯筑。其分布为纵向(东西向)两列各3垒，横向(南北向)三排各2垒。各垒原高2至3米，现残高0.55—1.2米。1981年，弥牟三国“八阵图”遗址被成都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7月，当地民营企业家成都强享实业有限公司余本成先生捐资修建围墙和保护碑。围墙内保护区域长35米、宽21.71米，面积约760平方米。保护碑碑阴刻清代李调元的《八阵图歌》。2014年5月，青白江区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再次进行保护性维修。
关于弥牟“八阵图”的相关历史记载
有关弥牟三国“八阵图”遗址的历史记载甚多。但所记各有所不同，不同点主要集中于遗址中土垒的数量和形制布局。
最早记载弥牟三国“八阵图”遗址的要属南北朝时期梁朝蜀人李膺的《益州记》。此书虽佚，但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五引用了李膺《益州记》的相关记载：“稚子阙北五里，有武侯八阵图，土城四门中起，六十四魁，八八为行，魁方一丈、高三尺。”《太平寰宇记》《读史方舆纪要》等亦引用过《益州记》的相关内容。由此可知，《益州记》所记弥牟三国“八阵图”遗址有4门，土垒数量64垒，每8垒为一列。
唐代，《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一记载：“诸葛八阵，在县北十九里”，却并未对其具体状况进行描述。唐大中九年成都人卢求的《成都记》弥补了这部分内容。他认为，弥牟三国“八阵图”遗址的土垒数量有118垒，是“当头阵法”。此书尽管早已散佚，但我们通过宋人罗士琥《八阵图迹赋》中的相关引用仍能有所了解：“八阵图有三。永嘉薛氏云：一在鱼腹；一在广都；一在沔阳。《成都记》以为：在夔者，六十有四，方阵法也；在弥牟者，一百一十有八，当头阵法也；其在棋盘市者，二百五十有六，下营法也。”
宋代，高似孙的《纬略》对遗址情况进行更为具体的介绍：“八阵图，在新都者，峙土为魁，植以江石，四门二首，六十四魁，八八成行，两阵并峙，周凡四百七十二步，魁百有三十也。”由此可知，高似孙认为，弥牟三国“八阵图”遗址有4门，周长472步，130个土垒，分为两阵，每阵64垒，每8垒为一列。
明代，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弥牟三国“八阵图”土垒数量为128垒。《明一统志》卷六十七记载：“八阵图在新都县北三十里弥牟镇。诸葛亮八阵图凡三，在夔州者六十有四，方阵法也；在弥牟者一百二十有八，当头阵法也；其在棋盘市者有二百五十有六，下营法也。”此外，《益部谈资》和明新都令刘翀的《汉丞相诸葛武侯八阵图像记》所记略同。
“八阵图”现仅存6垒
综上，弥牟三国“八阵图”遗址，尽管因“继世已久”，代有损毁崩塌，但是其最初土垒数量不应该是李膺《益州记》所记64垒，而应该是128垒。分为两阵，并峙而列，每阵64垒，8、8盛行。各垒原高约3尺，直径1丈，整个“八阵图”四周共472步。这个形制一直保存到清康熙年间，仅损毁1垒，仍有127垒。但到清道光十七年时，村民罗凤岐、熊应寿等为修造房屋而毁灭古迹，弥牟八阵图遗存71垒；民国初年，保存比较完整的土垒有37垒，有遗迹可寻的20垒，共57垒，这在《民国新都县志》中亦有记载：“今形式完全者，祠左二十有三垒，祠右十有四垒，其余摧崩溃废、形式不完全，有遗迹可指者尚有二十余垒云。”文革期间，荒祠遗垒再遭破坏，现仅存6垒。
弥牟：唯一留存三国“八阵图”遗迹
而今，其他“八阵图”遗址均已消失殆尽，弥牟“旱八阵”成为全国唯一留存的三国“八阵图”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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